书院是唐宋至明清出现的一种独立的教育机构，是私人或官府所设的聚徒讲授、研究学问的场所。书院与藏书阁，是千百年前的高等学府与图书馆，曾伴着朗朗书声与淡淡墨香，成为名流学者们的讲经论道之所，文人学士们的向往之地。在中国古代的文化传播中，没有一种形式能如书院呈现的这般自由。书院在我国古代所承载的精神气质和文化使命大约与现代的大学类似，但是现代的书院早已失去它直接的思想传播功能，只能成为后人精神瞻仰的指引性符号。让我们追寻宋代著名的四大书院：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湖南善化的岳麓书院、河南省登封嵩阳书院和河南商丘的应天书院，感受古典文化的余音。
岳麓山上，清溪茂林之间，隐存着一座雅致的千年庭院，青舍密密，屋宇麻麻，大门前悬挂有一副楹联，上曰“惟楚有才，于斯为盛”，这就是我们要说的岳麓书院。
这块令湖南人骄傲了几百年的金底文化招牌，外人未免会觉得太过洋洋自得，可如果查看史料，你会默然承认，这座静静的庭院实在是有这样的资本。单就清季以来，书院便培养出17000余名学生，其中如陶澍、魏源、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唐才常、沈荩、杨昌济、程潜等，哪一个不是一等一的杰出人物？
几百年来，书院人才辈出，经久不衰，绝非偶然。无论立院之根，处世之本，还是讲学之道，育人之术，书院都有它的伟大和神奇之处。
岳麓书院的精神坐标和价值体系，受唐时湖南老乡周敦颐影响甚大。正所谓“吾道南来，原是濂溪正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江余波”。周先生主张在学术思想上要由自己的特色和主张，一是强调以性为宇宙本体，从人性、物性中寻求万物所共同的性；二是重践履，倡经世务实学风，反对离开实用空说性命；三是不偏一说，主张融汇众家之长。
学院的伟大之处，还在于教育回归纯真的目的。正如朱子所说“君子有教，则人皆可以复于善”或“唯学为能变化气质耳。”从文化意义上讲，学院要求学生“读书有良法”，研习经史子集，通晓时务物理，注重道德规范，从而明理有为。
纵观中国文化史，这样的书院真是“独此一家”，它集天道、地脉、人缘、文气于一体，树人无数，兴盛千年，这是中国文化的幸事，也是湖南人的幸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恰是因为这座书院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和力量，湖南的“兴邦人杰”才会如此密集，这般茂盛。反过来又是因为这一点，书院门前的那副楹联，才可以悬挂得这般端正、这般大方。
白鹿洞书院是我国宋代最高学府之一，居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首，与当时的睢阳、石鼓、岳麓书院齐名，合称“天下四大书院”。宋代理学大师朱熹，在此提出的教育思想成为中国古代的准则，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有重要影响。
白鹿洞书院位于江西省庐山五老峰山下，书院始建于唐代。相传，唐贞元年间(公元785年前后)，洛阳人李渤与其兄李涉在此隐居读书，养一白鹿自娱。此鹿通人性，常跟随左右，且能跋涉数十里到星子县城将主人要买的书、纸、笔、墨等如数购回，故时人称李渤为白鹿先生，其所居为白鹿洞。后李渤任江州刺史，便在读书台旧址创建台榭。到南唐升元中，在此办起学校，称“庐山国学”。宋代理学家、教育家朱熹为南康(今星子县)郡守时，重建院宇，在此亲自讲学，确定了书院的办学条规和宗旨，并奏请赐额及御书，吸引了海内外知名学者皆来此地讲学，名声大振，成为宋末至清初几百年“讲学式”书院的楷模，成为当时我国一个文化中心。
白鹿洞书院最盛时，有360余间建筑，屡经兴废，今尚存礼圣殿、御书阁、朱子祠等。据悉，我国历代创建的大小书院，有7000余所。但因时久境迁，世事沧桑，保留至今的书院极少，像白鹿洞书院一样保留和修复得如此完好的书院，更是屈指可数。书院内，大小院落，交叉有序；亭台楼阁，古朴典雅；佳花名木，姿态各异；碑额诗联，比比皆是。这充分体现了古书院攻读经史、求索问道、赋诗作联、舞文弄墨的特色。
嵩阳书院，原名嵩阳寺，位于河南省登封市区北2.5公里嵩山南麓，背靠峻极峰，面对双溪河，因坐落在嵩山之阳而得名。始建于北魏太和八年(公元484年)，隋唐时名嵩阳观，五代后周名太乙书院。宋代赐名太室书院，宋太宗赐书院匾额和九经印书。北宋景佑二年(公元1035年)改名嵩阳书院。南宋时嵩阳书院已废。清康熙年间重建。
嵩阳书院是中国古代著名高等学府，在历史上以理学著称于世。北宋儒教洛派理学大师程颢、程颐在此聚众讲学，使书院名声大振，时与河南睢州的应天书院、湖南的岳麓书院、江西的白鹿洞书院并称为宋代四大书院。北宋名儒司马光、范仲淹、韩维、李刚、朱熹、吕晦等也曾在此讲学。嵩阳书院一直是重要的儒学传播圣地。
嵩阳书院基本保持了清代建筑布局，南北长128米，东西宽78米，占地面积9984平方米。中轴建筑共分五进院落，由南向北依次为大门，先圣殿，讲堂，道统祠和藏书楼，中轴线两侧配房相连，共有古建筑106间，多为硬山滚脊灰筒瓦房，古朴大方，雅致不俗，与中原地区众多的红墙绿瓦，雕梁画栋的寺庙建筑截然不同，具有浓厚的地方建筑特色。
应天书院的前身是后晋时杨悫所办的私学，后经其学生戚同文的努力，得以发展，学子们“不远千里”而至，“远近学者皆归之”。北宋政权开科取士，应天书院人才辈出，百余名学子在科举中及第的竟多达五六十人。
宋真宗时，因追念太祖自立为帝，应天顺时，将宋太祖赵匡胤发迹之处宋州(今商丘)于1006年改为应天府，1014年又升为南京，处陪都地位。l009年，宋真宗将该书院正式赐额为“应天府书院”。宋仁宗时，又于l043年将应天书院这一府学改为南京国子监，使之成为北宋的最高学府之一，后该书院在应天知府、著名文学家晏殊等人的支持下，得到很大扩展。著名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等一批名人名师在此任教，显盛一时，后人还立有《范文正公讲院碑记》以兹纪念。